“年轻人严重短缺……老年人和外国人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业的主战力量。”日本《现代商业》杂志报道。数据显示，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自1995年达到峰值以来一直在萎缩。研究显示，到204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比2020年减少20%，至5980万。届时，日本可能面临超过1100万的劳动力缺口。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对外国劳动力的高度依赖。据报道，随着中美竞争加剧，海外制造企业被要求回流本国。如此大的变化，将进一步加大日本人才保障的难度。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1月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在日工作的外籍劳工数量创历史新高，接近205万人，其中行业招聘人数大幅增加如装配线、建筑业和农业。今年2月，日本人力资源公司Human Holdings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43.5%的日本企业拥有外籍员工，并且超过50%的企业未来仍愿意聘用外籍人才或应届毕业生。 《日本网》发表文章称：“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趋势，日本年轻人口不断减少，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日本社会维持运转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面对持续存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出台引进外劳的新政策。 2009年修订的第《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号，正式承认技能实习生为工人。但由于技能实习生制度长期存在实习生工作时间长、企业拖欠工资、压迫工人等“侵犯人权”问题，日本政府上个月决定修改制度打造“培育成果”新体系。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现行技术实习制度原则上不允许实习生在3年内主动跳槽，而新制度则允许实习生工作满1至2年后可在同行业工作，前提是他们有具有一定的日语能力。换工作。

此外，日本政府于2019年4月推出了“特定技能制度”，该类签证针对的是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日语能力的外国人。目前，制造业、护理业、建筑业等12个领域的工人有资格获得此类签证。截至去年11月，约有20万名拥有特定技能资格的外国人居住在日本。最初，日本政府为特定技能体系设定了34.5万人的上限。不过，《日本经济新闻》今年3月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该制度的上限提高到目前水平的两倍以上，达到80万人。此外，还提出在原有12个领域基础上增加汽车运输、铁路运输、林业和木材工业。这是该系统实施以来第一个新增区域。如果实现的话，日本将为数以万计的外国工人敞开大门。

目前，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数量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日本入国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在日居住的外国人约341万人，较2022年增加逾33万人，为统计以来最高值。从国籍来看，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人，来自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来日本生活的人数大幅增加；从在留资格分类来看，获得技能实习、特定技能等在留资格的人数大幅增加。

尽管在日本的外国工人数量不断增加，但日本在收入方面的吸引力却下降了。来自越南的日本外国人才中介机构OHAYO首席执行官陈玉清（音译）表示，尤其是很多来日本时间不长、尚未熟悉的技术实习生，未能在日本取得成功。由于日元贬值，钱如预期，并计划回国。以实习生最低工资为例。扣除房租和伙食费后，很多人每月手头上只剩下4万至6万日元（1万日元约合465.8元人民币）。大多数技能实习生仍需向家人汇款或偿还贷款。货币贬值使得在日本工作似乎不再是“高薪选择”。

然而，高收入并不是外国人在日本工作的唯一原因。日本入国管理局202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外国人来日本工作的首要原因是“提高技能和专业水平”（19.3%）、“喜欢日本”（18.0%）和“学习”（17.1%）以及“赚钱并寄钱给家人”（15.6%）。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员铃木智也认为，上述数据反映了日本对外国劳动力的三大吸引力：先进技术和服务、软实力、高收入。铃木智也建议：“日本要想保持高收入的优势地位，提高生产效率很重要。日本还应战略性地推动娱乐等创意产业的发展，形成日本品牌。”

韩国超过30%的外国工人是临时工或兼职工人

韩国面临着与日本类似的问题。据1月《韩国时报》报道，预计2024年韩国外籍劳工人数将首次突破100万。韩国统计局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韩国外籍劳工人数韩国人口达到创纪录的923,000 人。从国籍来看，中国工人比例最高，其次是越南人，全部亚裔外籍工人占比超过90%。按行业分类，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外劳数量最多（44.6%），其次是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18.4%）。

据韩联社今年1月报道，为缓解制造企业人力短缺问题，韩国政府今年将引进16.5万名外籍工人，创历史新高。同时，允许向韩国引进外籍劳工的产业、劳动力输出国等相关计划也已确定。从行业角度来看，韩国就业许可制度（E-9签证）持有者此前只能在农业、渔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工作。该签证最初是针对想要从事体力劳动或非专业劳动的移民。由工人分发。但今年，外籍劳工可以工作的企业范围也将扩大到餐饮业、林业、采矿业等。从对韩国的劳务输出国来看，2015年以来，菲律宾、蒙古、斯里兰卡、越南、泰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已通过就业许可制度向韩国派遣劳务。 8年后，韩国政府决定将塔吉克斯坦添加到该名单中。

与日本失去高工资优势相比，相关数据显示，韩国出现了“工资逆转”现象，因为外籍工人的需求如此之大，即外籍工人的收入超过了国内工人的收入。据韩国《朝鲜日报》报告显示，2023年持有E-9签证的外籍劳工在韩国的人均劳动力成本约为每月264.7万韩元（1万韩元约合52.7元人民币），达到韩国人均劳动力成本的94.8%。家庭佣工的收入。由于许多公司还为外籍工人提供额外的住宿费用，而外籍工人通常比国内工人工作时间更长，因此实际上外籍工人的收入往往比国内工人高。

然而，这个看似乐观的数据背后却是外劳与雇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韩国企业联合会对615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对于韩国接受调查的企业主来说，目前最紧迫的外籍劳工问题是如何加强对“不做事的外籍劳工”的制裁。工作不够努力”。一些韩国企业认为，外籍工人的生产效率不如韩国工人，但由于要为他们提供住宿和膳食补贴，且劳动力成本较高，因此呼吁实施两项最低工资标准。然而，这种做法被认为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另一方面，外籍工人抱怨现行制度下对他们的各种形式的歧视。

韩国移民研究培训中心副研究员Choi Shirley（音译）分析道：“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也会影响韩国家政工人的工资，因为企业会倾向于雇用低薪外国人。”此外，一些国家和劳动力他们愿意带家人出国，工资水平对他们有更直接的影响。崔学利举了个例子：“我遇到的一个外籍工人带着他的妻子去了韩国，他们在韩国生下了孩子。但现在他正在考虑带着家人回中国，因为他的工资无法承担三个孩子的费用。”韩国人。”

“在韩国，农民工被视为廉价的一次性物品。我们被迫从事苦役，未经雇主许可，我们没有权利离开工作场所。”韩国移民联盟主席、尼泊尔人乌达亚·拉伊(Udaya Rai) 批评了道路。《纽约时报》 报告称，韩国需要外国工人，但未能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们经常面临“雇主的掠夺、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和其他虐待行为”。

数据显示，约有43万在韩外国人签证逾期无法工作。与此同时，拖欠工资也是韩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东亚日报》报道，韩国2023年拖欠工资总额将达到1.7万亿韩元，影响超过30万就业人员。 “他们从来没有按时或全额支付我的工资，”孟加拉国工人阿齐兹抱怨道。他在韩国一家小型纺织厂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约2350美元（约合323万韩元）。

总体来看，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韩国的外籍工人中，平均月薪200万至300万韩元的工人比例最高，占50.6%；月收入300万韩元以上的人占35.8%。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韩国外籍工人中有33.2%是临时工或短期工人。与此同时，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大多数外劳正在转向低技能岗位。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Park Young-beom 表示：“低技能工作继续吸引外国工人涌入，但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技能工作等领域持续空缺，未来应朝着高技能、专业化方向大力调整外籍劳务移民方向。”

单一民族特征浓厚的日本、韩国正面临着与外国人共存的“痛苦”。

《韩国先驱报》 去年年底有报道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韩国将在2024年成为多种族国家，外国居民比例将达到5.1%。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移民将成为韩国未来的一部分。”她强调，关于移民的叙述应该重新塑造，将他们描绘成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仅仅是满足劳动力需求。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韩国的外籍工人表示，他们经常遇到种族主义或仇外态度。 “韩国人根据肤色区别对待，”在韩国工作的孟加拉国纺织工人阿西斯说。 “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他们宁愿站着，也不愿坐在我旁边的空座位上。我经常问自己：‘我有气味吗？’”

“日本社会真的可以通过接受外国人来改变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常务理事毛俊博2020年在《日本网》撰文称，日本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特色浓厚的社会，不习惯与外国人交流。日本人如何改变认识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聘用外籍劳工对企业来说有很多好处，但很多企业也担心与外国人的沟通障碍，或者担心外国人很难适应日本职场的规则和习俗。逐渐从单一民族社会走向多元文化社会的日本社会，正面临着与外国人共存的“痛苦”。

在日本建筑工地工作的越南人阮光芬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到广岛县的头几年体重减轻了不少，部分原因是吃不饱，而且部分是因为心理压力。由于他听不懂日本同事的指示，他的头盔被人用锤子敲打，铁锹也被扔向他。

2016年，日本通过了《仇恨言论对策法》号文件，明确指出此类行为“不允许”，并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完善协商制度，丰富教育启蒙活动。在韩国，自2006年以来，国会共收到11项反歧视相关法案草案，但从未通过全面的反歧视措施。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性别与家庭暴力预防中心研究员赵惠英（音译）分析说，国内政治各类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包容性政策的缺失，导致构建“反家庭暴力”的难度加大。韩国的“歧视结构”，使得构建“反歧视结构”变得困难。韩国一直在平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等问题上努力取得进展。